初中三年，我无数次地被我的班主任周杰批评“狂妄自大”，说我不会“为人处世”，她还将我和我们班另外两人并称为我们班“三大狂人”，尽管至今我都想不出来那时候究竟做过哪些特别狂妄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几篇回忆里面写的那样，作为我个人，其实绝对没有过狂妄的想法，如果有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年少，不懂得如何表达，作为老师，不应当去给别人扣帽子，而应该加以引导。

我其实不知道这篇文章该如何下笔，因为回想起有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都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我甚至想过干脆这部分就不写了吧，因为没有回忆，也就没有伤痛，但我还是不愿意就此略过，因为那段日子其实影响的是我这一生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些事情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也根本想象不到为何这些事情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这些本不是什么大事的事情，却发生在错误的时候，想起来唯有一声叹息吧。

应该说，周杰是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我个人却不认为她是个很好的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她是那种需要强烈认同感的人，严重点说，就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班级里出现和她不相同的价值观，如果有，那么就会纠集全班同学共同攻击之。我记得我们初中三年，没有“检查”，只有“说明书”。在很多学校，学生犯了错误都必须写检查，但在我们班，只有“说明书”，美其名曰“说明一下你的观点，不一定要承认错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错误，可以讲出你的观点”。然而，当我们班真的有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自己的“说明书”，并且没有承认错误的时候，她又会变的愤怒，然后让全班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是否真的没有犯错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就是我前几篇文章中提到的姜欣。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总觉得搞得这一套东西和“文革”、“大鸣大放”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年幼，什么话都敢讲，所以经常会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我发誓，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很温和的，而且绝对不是对着人去的，而是就事论事。就这样，周杰总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特别狂妄”，也许我那个时候的确是挺狂妄的吧，但至今我都觉得一个小孩子，不要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学的唯唯诺诺，太早懂得人情世故并不是一件好事，太早就明白社会上斗争的惨烈，明白该如何说话保护好自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的确，他们都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知道该如何说话、做事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一个小孩子也要学着那样地去生活。毕竟，出错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社会和那个时代。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周杰有次生病在家休息，时间比较长，估计能有一两个月吧。据说我们班同学都到她家里去看她了，只有我和姜欣没有去。等到她回来上班之后，在某次家长会上就点名说我和姜欣没有在她生病的时候去她家看过她。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至今都觉得非常气愤。诚然，作为你的学生，我是应该去探望病中的你的，但话又说回来，看你是人情，不看你是本分，不看你并不是什么错误，而你在家长会上让我的家长下不来台，这又怎么能是“人民教师”的做法？

初一入团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当时周杰让每个被发展的同学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的不足，大家都纷纷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缺点，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缺点”。这下就被她抓住了把柄，说“其实发不发展你，我考虑了很久”之类的话，弄得好像我就得多感谢她似的。如果是今天的我，肯定告诉她“老子才不屑于入什么团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能当上人民教师了？更为可恶的是，在此后到初三的两年多时间里，她总是不断地说出当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缺点这件事儿，而且还能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坐在什么位置上讲的这话。我记得有一次，她一共指出了我几次特别狂妄的行为，而且清楚地点出了我当时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奇怪的是，那些话我当时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了，而且更记不得我坐在哪儿，而周杰居然能记得这么清楚，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囧！

还能想起来一件至今都觉得毫无逻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放学，她嘱咐我们回去别忘了做地理作业，说第二天就不检查了，希望我们自觉完成。而第二天下午她一检查，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做，于是她就生气了，让每个人都写一篇“说明书”，说明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然后，她来批改这些人的作文，并把作文分成两类，一类是痛心疾首地承认错误的，另一类是对老师的做法有些非议的。我的“说明书”大概是这么写的：

昨天，老师让我们回去写作业，说今天不检查了，结果就很多人没写。因为老师说过不检查了而还要检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作业是给我们自己做的，老师不检查难道我们就应该不做作业了吗？

我至今对这篇说明书的大意仍然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里面我错误地提到了“老师说了不检查，而今天又检查了”这句话，而不幸被划到另一类里面，接受放学后的统一批斗。她给我的说法是：“我昨天是那么说的吗？我昨天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了，我就不检查了。”这句话的逻辑错误我想小学生都能整明白，而当时在那种饿着肚子被批评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出其逻辑错误。至今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套在文革中对付所谓“阶级敌人”的策略，能够大言不惭地用到初中生身上，这是不是一种可悲呢？的确，这些做法能够让我们尽快地学会人情世故，学会在社会上不要说错话，保护好自己，可是这些做法真的有必要这么早就学会吗？

上面的这事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印象中她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有人与她的意见相悖，她总是让全班同学一起来写“说明书”——美其名曰锻炼写作能力——共同讨论一下这个同学的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初中三年，我总能记得周杰在批评我“狂妄”和不会“为人处世”。拜她所赐，至今我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做法和说的话是不对的，是会伤到别人的，无论和谁在一起，总觉得我没法正常地与他打交道，这总是让我非常难过。同时，由于她不停地说我“狂妄”，至今我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总是特别“谦虚”，有时甚至是有点虚伪。但我明知如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如果我稍微不谦虚一点，就会被大声地呵斥为“狂妄”，然后会有一帮人一起来评价我的狂妄，然后来攻击我，让我无法反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勇气回头》，让我颇有同感，老师们仿佛都学会了文革里面的那套东西，如何团结一批人打击异己。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的人民教师自己就根本做不到民主，他们是最难以听进别人声音的一批人，这批人教出来的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听得进别人的声音。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往往是培养应试教育人才的人，而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是怎样教学生做人的，所以，他们怎么教学生做人，他们怎么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怎样聆听学生的意见，完全成为了老师的自觉行为。我们总是希望上级能听得进去下级的话，但是有人注意过老师往往是最最独裁的一批人吗？他们总是对着学生吼，完全不听学生的意见，以至于在社会上，他们在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往往特别难以接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而在我看来，传道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去讲授做人的道理，自己怎么做人往往更为重要。

最后，用一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初中时代的回忆，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认识我的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做的很不好，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谢谢。

一味客气，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通常给别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请珍惜他们，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受过很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