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行且远

Archive for the ‘岁月流光’ Category

分类: 岁月流光 由 ssfighter 于 2017年2月20日 发表

这个系列的上一篇文章竟然是十年前写的了,时间快的让人害怕,其实很多时候都想继续写完这个题目,说是太懒也好,说是没有动笔的欲望也好,总之是拖啊拖的,就十年后了。

十年前的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可怕,生命的脆弱。原来每年回家,看着父母、姥姥姥爷都能坐在那里,笑嘻嘻地欢迎我回来,然后又笑嘻嘻地送我离去,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而我似乎也渐渐相信,自己真的是不会长大的,他们也是不会衰老的。前年年底姥爷病重,然后我带着姥爷的片子和病历在北京各大医院排队问诊。去年一年里,我数次坐飞机回家,之前每次回家姥爷的情况都非常不好,但似乎每次只要我回家,都能让姥爷转危为安,于是我竟然天真地以为,以后还能每次回家,都可以幸福地看到大家还坐在沙发上迎接我回来,然后再送我离开。直到8月份的时候,姥爷再次恶化住院,我才真的感觉到,姥爷可能永远都不会好了,他曾经希望能坚持到表弟带着妻子回去再去住院,然而这个小小的请求居然上天都不再给他了,于是姥爷只得在病房里见了表弟以及他新婚的妻子。

我离开的时候,跟姥爷说我下周还回来看你,结果我得了感冒,当时一直在纠结9月3号还要不要回大连。也许是冥冥之中感觉到了什么吧,当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大连,直接就去了病房。那时候的姥爷已经很虚弱了,父母也已经讨论后事了,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觉得姥爷还是能再坚持一段时间的,没想到就在4号我回京之后,当天凌晨妈妈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姥爷已经不行了,然后于9月5号凌晨去世。

再之后,就是回家料理后事,和表弟表妹一起叠元宝,整理要给姥爷烧去的衣服。那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姥爷教我们背唐诗,教我们毛笔字,仿佛一切都未曾改变过,也仿佛一切都还能回到从前。姥爷火化之前,最后跟姥爷道别,然后就看着那么一个人,半个小时的光景,就只剩下几块白骨和一堆骨灰,整个过程心里很堵,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哭不出来。直到现在,回想起小时候姥爷带我的一幕幕,回想起被疾病折磨的姥爷,又回想起送姥爷走的一幕幕,忽地哭得泣不成声。原来,一家人能健健康康地坐在一起,真的是人世间最幸福最幸福的事情啊。

想起初中时候,姥爷曾经送给我一个礼物,是一个木质的小盾牌,上面写着“培养人一己百的克勤精神,则天下断无不成功之事”,这块小盾牌跟了我二十年,现在还依然静静地放在我的书柜里。那时候的我,凭着有几分不知天高地厚的天赋,从来不肯用功,所以姥爷送了我那个盾牌。这么多年来,这句话早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每当我想偷懒或者觉得前途艰难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姥爷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该如何努力,如何进步,但我会永远记得他的鼓励和鞭策。这个盾牌我珍藏在自己的书柜里,女儿想拿的时候我都小心谨慎的,生怕她给摔坏了,因为这个盾牌的意义,远比盾牌和这句话本身重要的多。

今天春节再回家,父母和姥姥很高兴地欢迎我回来,恍惚间,姥爷似乎也在,还是坐在摇椅上,对着我和蔼地笑,说:“回来了啊,我这儿有几本书,你想不想看啊?”

 


分类: 岁月流光 由 ssfighter 于 2011年6月7日 发表

高中三年,虽然有着辛苦,但也有许许多多的快乐。在这三年中,我努力过,也堕落过;欣喜过,也失落过;爱过,也恨过……想起李笑来在《把时间当做朋友》里面说过的话,人总是容易忘记痛苦。在高中三年里,其实我每天都在掰着手指算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毕业。可是在离开高中以后,每每回想起高中的岁月,总是不自觉地微笑,这也许就跟当年的返城知青都愿意聚在一块儿回忆上山下乡的经历一样吧。

就像所有的重点高中一样,“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真是一点都不假。在我高中的几年中,考试就如同幽灵一样形影不离,随时会有考试,而且每个月都有所谓的月考,还会把各科成绩加起来,计算排名,每个月班主任都还会有月考的总结,谁谁谁这个月要是考的不理想,就会被单独叫出去聊天,问问最近的学习如何。

不知道别的学校如何,反正在育明,班主任似乎是会经常叫班里某位学生出去聊天,大概也就是聊聊最近班里的情况和学习、思想状况什么的吧,基本上一到自习课,班主任就会过来,敲敲某人的桌子,然后就和这个人到走廊上聊一会儿。那个时候由于在班主任不在的情况下,谁谁不守纪律都会被班主任从各个角度了解到,所以我们一直相信班里的某人就是班主任的耳目,在跟班主任聊天的时候就会向班主任透露班里的情况。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对这样的告密者恨之入骨的,所以即便某人真的是耳目,也不敢承认,无间道啊,哈哈。

高中时候,上午五节课,上完三节课之后是早操时间。在夏天,这个时候是做操的,好像一共是三套操吧,其中还包括太极拳,反正这个玩意儿我是一向打不好的,每次都被班主任骂,当然至今我都不知道打太极拳有啥用,明明是有强身健体和御敌的功能的,却只教你表面上的几个动作,毫无意义。这就跟中国的现行教育一样,其实教你的许多东西都是可以用在实际生活中的,可惜却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唯一的联系实际的场合就是数学的应用题,但却是一些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题目,弄得学了几十年的科学知识,遇到明显的谣言和伪科学依然无力判断。

扯远了,夏天的这个时间是做操,冬天的这个时间是跑操,就是各个班级在操场上跑步。各个班的班主任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生怕本班的精神风貌不如别班,各个班都喊“一、二、三、四”,大家都生怕自己班喊的声音小了,被别的班盖过去。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大声喊,就会被班主任批评,现在想来还是挺有趣的。

夏天的时候,虽然是做操,但是一到周五,大家就不做操了,不做操干什么呢?发动群众在操场上捡沙砾和废纸。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刚刚修好塑胶的操场,校领导为了保持操场的干净和整洁,每到周五就让我们蹲在地上开始捡操场上的脏物,班主任也会盯着,看看有没有人故意偷懒……我每每想到小学、中学时候,都觉得学校的值日、打扫卫生的制度给学校省了一大笔钱,直到后来读研、工作坐进了办公室,才知道原来办公室是可以聘请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相比之下,学校只需要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的口号,就可以把保洁员的工作给省去,而且学生还生怕自己干的不好而被批评,哈哈。

其实我在高一和高二时候的成绩并不那么好,后来只是因为运气好一些,才侥幸得到了保送上THU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每次我梦到回到高中时代,总会吓醒的原因吧,因为我知道自己如果再回一次高中,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上THU了,呵呵。得知保送的消息是2003年的3月份,3月底校领导就把我们这些保送生都给撵回家了,怕我们在学校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心态。我记得我得知保送的消息后,有一天晚课,我还举手向老师提问题,被全班同学鄙视,哈哈。

保送后在家呆着的日子,是我长这么大来最轻松的时光吧,没有压力,无所事事地在家休息了四个半月的时间,一直到8月中旬去北京报道,上大学。大学四年是最幸福的四年,接触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要是想好好写大学四年的生活的话,恐怕写上几天几夜都写不完。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动笔写过《关于大学那些事》,只是后来生活经历了些变动,就停笔不写了。我想我还是会争取把那个系列写完的,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再写大学生活可能和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感触有很大的不同吧。《再见了,十九年的寒窗》不想用太多的篇幅写大学时光了,就草草的以流水帐的形式带过吧。


分类: 岁月流光 由 ssfighter 于 2011年1月31日 发表

我的高中是在1998年建立的,我入学的时候是2000年。刚上高中的时候,只有教学楼、食堂和宿舍,操场还没有修好——准确地说是还没开始修,操场的位置长满了杂草,我们的体育课只能在教学楼门口的马路上进行,那时候的马路还没有现在这么宽,门口有几家小卖部。虽然那个时候的条件特别差,但我仍然很喜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育明还没有封校。

不知道是哪个傻逼用屁股想出来的主意,似乎从2002年左右开始,大连的各个高中都开始实行封闭式教学,我们学校作为又红又专的学校,自然也不会例外,而且首当其冲。我们周六中午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在未搞封闭式教学之前,我中午经常约一两个同学,在学校的附近散步,往往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边探路一边聊天,非常快乐。在搞了封校之后,我们都被关在校园里了,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我们出危险,可是学校就那么点地方,每天休息的时候无聊地只好围着操场转圈。在未封校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学生在校外出事,在封校之后,我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表明秩序比以前好了许多。现在想来只是校领导为了管理方便的一种办法,把学生变成笼中之鸟,完全不顾学生的需求,做法极其简单粗暴。

搞了封闭式教学之后,看门大爷的地位直线上升,一下子变成了实权派。由于封校,我们想出校门,必须找班主任签一张出门条,拿着出门条才能出门。同样,在过了上学时间后,也不能随便进入学校,每次看见看门大爷那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嘴脸,都在杀他和自杀之间纠结。

作为学校关心学生的典型事例,育明的食堂就不得不提了。每每想到校领导是如何强卖难吃的午餐、晚餐给我们,就让我想到被惨遭剥削和欺压的旧社会,这种让我们吃苦忆苦的做法,直到今天我才充分地理解,我真对不起毛丛云、周茂成等政教处的领导们啊。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购买学校食堂的午饭,如果是住校生,还必须买早饭和晚饭。饭做的多难吃我就不必形容了,吃过食堂的应该都不用我介绍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由于封校,我们不能买外面的盒饭,必须吃学校的食堂,当然,这也是政教处的老毛、小周关心我们的体现,因为外面都用地沟油,对我们的身体有害,所以我们必须吃学校的健康的油!不过为啥健康的油做出来的菜总是很难吃呢?我觉得应该跟油没关系,跟用油的人有关系,跟雇佣用油的人有关系,跟吃油的却不能解雇用油的人的体制有关系。

同样,如果想退饭票的话,那就堪比中国加入WTO的难度了。你得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不吃学校的饭的理由,这个理由不能是“没胃口”“生病了吃不下去饭”之类的,因为校领导会如同和蔼的长者般告诉你,你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不可以不吃饭。想出理由之后还得去找班主任签字,然后再拿到政教处盖章,然后再去食堂退饭票。哦对了,这些事情需要在食堂做饭之前干完,因为食堂会按照每顿饭吃饭的人数下料,你要是来晚了就会造成浪费。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不由得相当地佩服后厨的大师傅们,做一两千人的饭,居然能把量控制的这么好,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水平的话,那我们不就早就低碳生活了吗?

一说起食堂,我就难以抑制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总想多说两句再表扬一下政教处、后勤的师傅们。我们当年一顿饭是5块钱,总有人说五块钱太贵了 ,吃的不值。在这里,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说,我觉得育明一餐五块钱的伙食费真的很值!因为你吃过育明的食堂之后,无论再花多少钱吃哪儿的食堂,都会觉得很值了!

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就没有了双休日的概念,周六还需要上课,还好周日有一天时间可以休息。早晨7点10分就要上课,6点50要到学校(高三是6点半),晚上走读生是7点30放学。每当我回想起来高中时候要学习一整天,就觉得非常恐怖,脊背发凉,这也是为啥我每次梦到高中都会被吓醒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平心而论,我倒是没有觉得高中时候学习很苦,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单调,还没有遇到社会中的许多杂事,也没有社会上的许多诱惑,能够踏实下来好好地学习吧。自从离开了高中,我再也没有那么心静地学习过了。纷乱的事情太多,有时候倒也很想再回到教室里静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书,只怕是再难找到平静的书桌了吧。


分类: 岁月流光 由 ssfighter 于 2010年11月26日 发表

写完了初中三年,该写写我的高中时代了。其实高中时代我之前写过好几篇文章呢(可以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哈哈),那些都是我四年前写的文章了,今天再翻出来看看,觉得也算挺详细的,我高中时代基本都记录在那几篇文章中了,让我今天再写,恐怕也只能写那么多。推荐一篇我高中同学写的博文《回忆我的高中》,她的文章写的很好,也写的很详细,那里面说的就是我的高中,我觉得写的很准确。

在2000年的9月,我怀着一种极端复杂的心情迈进大连育明高中的校门。在入学之前,我曾经听我的一个远房哥哥说“高中时代是最值得怀念的”。但在我迈进校门之前,更多的感觉还是紧张和自卑,因为我知道这里要求很严,而且周围都是大连市的尖子生。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三年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迹,这三年又给我带来了多少的爱与恨、乐与愁。

初来学校,整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里犯了错误。与我的初中相比,这里的纪律要严格得多,并且校领导一直对此津津乐道,若干年后,我每当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这是个磨灭孩子活力的地方,然而面对这样的罪行,校领导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然,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考试成绩要比兄弟学校强出不少,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这样的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恐怕校领导也是只此一条路可走吧。

说到育明高中,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其纪律的严格,或者说是严酷。我没有在育明住过校,所以不太有发言权,只是我早晨来上学,经常能发现班主任在训“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们大多是熄灯后在宿舍内讲话,或者是床铺叠的不够整齐而挨骂。育明高中一向是军事化管理而著称,里面的床铺叠的丝毫不比部队里面的差,不相信的可以去参观。

而作为军事化管理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统一着装。我们学校有两套校服,一套是运动服,一套是西服。我们那届的运动服是纯白色的,非常容易脏,尤其是袖口,由于每天都要穿,所以你总能在校园内看到一帮穿着白色校服,灰色袖口,前襟上还有油点的学生们,那就是我们。说到这身校服,几乎没有学生和学生家长不骂的。当然,学生骂的是太难看,学生家长骂的是太难洗。我记得每逢周末,我妈和我姥姥都要为给我洗这件衣服发愁,差不多得搓二十多分钟,才能把袖口搓成白色。而这身校服的缔造者,则不得不提我中学阶段遇到的一位著名学生家长。

在我写的初中时候,我说到过,有一些学生家长为了学生的成绩“操碎了心”,恨不得用专业统计软件来处理其每次考试的成绩和名词,并计算均值和方差,再用折线图、柱状图、饼状图等一切手段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计算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成绩、排名情况,同样制作各种图表加以对比。而这其中登峰造极的一人,便是ZZ同学的父亲。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ZZ同学父亲被绝大多数同学和其家长所不齿,但ZZ同学还是很好的,成绩很好,为人也很谦虚,人际关系处得也相当好,所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以ZZ来代替。

但ZZ的父亲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张扬,无论到哪儿都要讲上几句话,但围绕的重心总是他儿子所在的班级、学校。我们一上高中,他就是学生家长的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并发言。他很快就和校领导打成一片,无论校领导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弄得其他人都以为他也是校领导之一。在高一一入学的运动会上,他跟政教处主任毛从云(下文简称老毛)说,如果让所有学生都穿上白色的衣服,那一定很精神。于是这二位一拍即合,我们的白色校服就诞生了,也造就了一批周末洗衣服的家长们。当然,尽管我对白色校服颇有怨言,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学生穿校服是天经地义的,直到研究生时候看了电影《浪潮》,才忽然意识到,原来穿校服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很多时候,他都是为了满足领导的观赏性,却没有任何实用性,而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种为了领导而活着的环境里,默默地被洗脑。

另外一个严格要求的就是发型。其实我的印象里,发型是在高二才开始被严格限制的,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要求,看来政策都是逐步收紧的,大到国家,小到学校,皆同一理啊。男生必须剪成寸头,女生必须留短发,且不能盖住耳朵——后来这项政策放宽了点,可以系马尾辫,但必须系起来。每到自习课,政教处的周茂成(下文简称小周)就各个班级巡视,看看大家的发型是否合格,不合格的就扣分。那个时候,每次小周到我们班检查发型,我都非常紧张,生怕被抓到,当然,我也没少被抓到然后挨批。至于为什么要限制发型,学校的说法是,如果不强制弄成这样的发型,那么你们每天一定会花时间去梳头,这就会耽误学习的时间;女生的头发不能盖住耳朵,是因为你低头写作业的时候,如果盖住耳朵,那么头发必然挡到眼睛,你需要花时间去弄头发,势必影响学习。至今我都对这个要求和解释非常无语,以至于我至今都想冲回学校找几个人把小周揍一顿,对付这种流氓政策就得用流氓的办法!

纪律要求的很严,还包括很多地方,比如在走廊绝对不让讲话,下课的时候教室内也不让大声喧哗,教室内大家不许乱串,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位置上,如果要讲话必须小声地讲。我那时候下课总是串到别的地方和同学讲笑话,后来被批,我就站到走廊上,趴在窗台,又被批,说站在那儿不好看,我就一下课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又被批……

记得高一时候,有次我初中同学来高中来找我们,人家在他们的学校自在惯了,在走廊讲话肆无忌惮,碰到小周也毫不在乎,结果小周给我扣了分,至今我都完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那个时候也是胆子小,如果是现在我肯定质问他了。

我们大连育明高中经常被大家称作“大狱”,我想这绝不是浪得虚名。


分类: 岁月流光 由 ssfighter 于 2010年11月16日 发表

初中三年,我无数次地被我的班主任周杰批评“狂妄自大”,说我不会“为人处世”,她还将我和我们班另外两人并称为我们班“三大狂人”,尽管至今我都想不出来那时候究竟做过哪些特别狂妄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几篇回忆里面写的那样,作为我个人,其实绝对没有过狂妄的想法,如果有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年少,不懂得如何表达,作为老师,不应当去给别人扣帽子,而应该加以引导。

我其实不知道这篇文章该如何下笔,因为回想起有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都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我甚至想过干脆这部分就不写了吧,因为没有回忆,也就没有伤痛,但我还是不愿意就此略过,因为那段日子其实影响的是我这一生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些事情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也根本想象不到为何这些事情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这些本不是什么大事的事情,却发生在错误的时候,想起来唯有一声叹息吧。

应该说,周杰是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我个人却不认为她是个很好的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她是那种需要强烈认同感的人,严重点说,就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班级里出现和她不相同的价值观,如果有,那么就会纠集全班同学共同攻击之。我记得我们初中三年,没有“检查”,只有“说明书”。在很多学校,学生犯了错误都必须写检查,但在我们班,只有“说明书”,美其名曰“说明一下你的观点,不一定要承认错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错误,可以讲出你的观点”。然而,当我们班真的有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自己的“说明书”,并且没有承认错误的时候,她又会变的愤怒,然后让全班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是否真的没有犯错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就是我前几篇文章中提到的姜欣。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总觉得搞得这一套东西和“文革”、“大鸣大放”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年幼,什么话都敢讲,所以经常会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我发誓,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很温和的,而且绝对不是对着人去的,而是就事论事。就这样,周杰总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特别狂妄”,也许我那个时候的确是挺狂妄的吧,但至今我都觉得一个小孩子,不要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学的唯唯诺诺,太早懂得人情世故并不是一件好事,太早就明白社会上斗争的惨烈,明白该如何说话保护好自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的确,他们都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知道该如何说话、做事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一个小孩子也要学着那样地去生活。毕竟,出错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社会和那个时代。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周杰有次生病在家休息,时间比较长,估计能有一两个月吧。据说我们班同学都到她家里去看她了,只有我和姜欣没有去。等到她回来上班之后,在某次家长会上就点名说我和姜欣没有在她生病的时候去她家看过她。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至今都觉得非常气愤。诚然,作为你的学生,我是应该去探望病中的你的,但话又说回来,看你是人情,不看你是本分,不看你并不是什么错误,而你在家长会上让我的家长下不来台,这又怎么能是“人民教师”的做法?

初一入团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当时周杰让每个被发展的同学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的不足,大家都纷纷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缺点,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缺点”。这下就被她抓住了把柄,说“其实发不发展你,我考虑了很久”之类的话,弄得好像我就得多感谢她似的。如果是今天的我,肯定告诉她“老子才不屑于入什么团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能当上人民教师了?更为可恶的是,在此后到初三的两年多时间里,她总是不断地说出当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缺点这件事儿,而且还能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坐在什么位置上讲的这话。我记得有一次,她一共指出了我几次特别狂妄的行为,而且清楚地点出了我当时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奇怪的是,那些话我当时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了,而且更记不得我坐在哪儿,而周杰居然能记得这么清楚,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囧!

还能想起来一件至今都觉得毫无逻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放学,她嘱咐我们回去别忘了做地理作业,说第二天就不检查了,希望我们自觉完成。而第二天下午她一检查,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做,于是她就生气了,让每个人都写一篇“说明书”,说明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然后,她来批改这些人的作文,并把作文分成两类,一类是痛心疾首地承认错误的,另一类是对老师的做法有些非议的。我的“说明书”大概是这么写的:

昨天,老师让我们回去写作业,说今天不检查了,结果就很多人没写。因为老师说过不检查了而还要检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作业是给我们自己做的,老师不检查难道我们就应该不做作业了吗?

我至今对这篇说明书的大意仍然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里面我错误地提到了“老师说了不检查,而今天又检查了”这句话,而不幸被划到另一类里面,接受放学后的统一批斗。她给我的说法是:“我昨天是那么说的吗?我昨天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了,我就不检查了。”这句话的逻辑错误我想小学生都能整明白,而当时在那种饿着肚子被批评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出其逻辑错误。至今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套在文革中对付所谓“阶级敌人”的策略,能够大言不惭地用到初中生身上,这是不是一种可悲呢?的确,这些做法能够让我们尽快地学会人情世故,学会在社会上不要说错话,保护好自己,可是这些做法真的有必要这么早就学会吗?

上面的这事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印象中她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有人与她的意见相悖,她总是让全班同学一起来写“说明书”——美其名曰锻炼写作能力——共同讨论一下这个同学的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初中三年,我总能记得周杰在批评我“狂妄”和不会“为人处世”。拜她所赐,至今我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做法和说的话是不对的,是会伤到别人的,无论和谁在一起,总觉得我没法正常地与他打交道,这总是让我非常难过。同时,由于她不停地说我“狂妄”,至今我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总是特别“谦虚”,有时甚至是有点虚伪。但我明知如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如果我稍微不谦虚一点,就会被大声地呵斥为“狂妄”,然后会有一帮人一起来评价我的狂妄,然后来攻击我,让我无法反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勇气回头,让我颇有同感,老师们仿佛都学会了文革里面的那套东西,如何团结一批人打击异己。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的人民教师自己就根本做不到民主,他们是最难以听进别人声音的一批人,这批人教出来的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听得进别人的声音。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往往是培养应试教育人才的人,而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是怎样教学生做人的,所以,他们怎么教学生做人,他们怎么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怎样聆听学生的意见,完全成为了老师的自觉行为。我们总是希望上级能听得进去下级的话,但是有人注意过老师往往是最最独裁的一批人吗?他们总是对着学生吼,完全不听学生的意见,以至于在社会上,他们在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往往特别难以接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而在我看来,传道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去讲授做人的道理,自己怎么做人往往更为重要。

最后,用一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初中时代的回忆,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认识我的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做的很不好,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谢谢。

一味客气,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通常给别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请珍惜他们,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受过很严重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