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的重点高中一样，“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真是一点都不假。在我高中的几年中，考试就如同幽灵一样形影不离，随时会有考试，而且每个月都有所谓的月考，还会把各科成绩加起来，计算排名，每个月班主任都还会有月考的总结，谁谁谁这个月要是考的不理想，就会被单独叫出去聊天，问问最近的学习如何。

不知道别的学校如何，反正在育明，班主任似乎是会经常叫班里某位学生出去聊天，大概也就是聊聊最近班里的情况和学习、思想状况什么的吧，基本上一到自习课，班主任就会过来，敲敲某人的桌子，然后就和这个人到走廊上聊一会儿。那个时候由于在班主任不在的情况下，谁谁不守纪律都会被班主任从各个角度了解到，所以我们一直相信班里的某人就是班主任的耳目，在跟班主任聊天的时候就会向班主任透露班里的情况。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对这样的告密者恨之入骨的，所以即便某人真的是耳目，也不敢承认，无间道啊，哈哈。

高中时候，上午五节课，上完三节课之后是早操时间。在夏天，这个时候是做操的，好像一共是三套操吧，其中还包括太极拳，反正这个玩意儿我是一向打不好的，每次都被班主任骂，当然至今我都不知道打太极拳有啥用，明明是有强身健体和御敌的功能的，却只教你表面上的几个动作，毫无意义。这就跟中国的现行教育一样，其实教你的许多东西都是可以用在实际生活中的，可惜却从来没有人跟你说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唯一的联系实际的场合就是数学的应用题，但却是一些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题目，弄得学了几十年的科学知识，遇到明显的谣言和伪科学依然无力判断。

扯远了，夏天的这个时间是做操，冬天的这个时间是跑操，就是各个班级在操场上跑步。各个班的班主任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生怕本班的精神风貌不如别班，各个班都喊“一、二、三、四”，大家都生怕自己班喊的声音小了，被别的班盖过去。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大声喊，就会被班主任批评，现在想来还是挺有趣的。

夏天的时候，虽然是做操，但是一到周五，大家就不做操了，不做操干什么呢？发动群众在操场上捡沙砾和废纸。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刚刚修好塑胶的操场，校领导为了保持操场的干净和整洁，每到周五就让我们蹲在地上开始捡操场上的脏物，班主任也会盯着，看看有没有人故意偷懒……我每每想到小学、中学时候，都觉得学校的值日、打扫卫生的制度给学校省了一大笔钱，直到后来读研、工作坐进了办公室，才知道原来办公室是可以聘请保洁员来打扫卫生的，相比之下，学校只需要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的口号，就可以把保洁员的工作给省去，而且学生还生怕自己干的不好而被批评，哈哈。

其实我在高一和高二时候的成绩并不那么好，后来只是因为运气好一些，才侥幸得到了保送上THU的机会，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每次我梦到回到高中时代，总会吓醒的原因吧，因为我知道自己如果再回一次高中，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上THU了，呵呵。得知保送的消息是2003年的3月份，3月底校领导就把我们这些保送生都给撵回家了，怕我们在学校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心态。我记得我得知保送的消息后，有一天晚课，我还举手向老师提问题，被全班同学鄙视，哈哈。

保送后在家呆着的日子，是我长这么大来最轻松的时光吧，没有压力，无所事事地在家休息了四个半月的时间，一直到8月中旬去北京报道，上大学。大学四年是最幸福的四年，接触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要是想好好写大学四年的生活的话，恐怕写上几天几夜都写不完。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动笔写过《关于大学那些事》，只是后来生活经历了些变动，就停笔不写了。我想我还是会争取把那个系列写完的，因为过了这么多年，再写大学生活可能和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感触有很大的不同吧。《再见了，十九年的寒窗》不想用太多的篇幅写大学时光了，就草草的以流水帐的形式带过吧。

不知道是哪个傻逼用屁股想出来的主意，似乎从2002年左右开始，大连的各个高中都开始实行封闭式教学，我们学校作为又红又专的学校，自然也不会例外，而且首当其冲。我们周六中午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在未搞封闭式教学之前，我中午经常约一两个同学，在学校的附近散步，往往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一边探路一边聊天，非常快乐。在搞了封校之后，我们都被关在校园里了，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我们出危险，可是学校就那么点地方，每天休息的时候无聊地只好围着操场转圈。在未封校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学生在校外出事，在封校之后，我也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表明秩序比以前好了许多。现在想来只是校领导为了管理方便的一种办法，把学生变成笼中之鸟，完全不顾学生的需求，做法极其简单粗暴。

搞了封闭式教学之后，看门大爷的地位直线上升，一下子变成了实权派。由于封校，我们想出校门，必须找班主任签一张出门条，拿着出门条才能出门。同样，在过了上学时间后，也不能随便进入学校，每次看见看门大爷那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嘴脸，都在杀他和自杀之间纠结。

作为学校关心学生的典型事例，育明的食堂就不得不提了。每每想到校领导是如何强卖难吃的午餐、晚餐给我们，就让我想到被惨遭剥削和欺压的旧社会，这种让我们吃苦忆苦的做法，直到今天我才充分地理解，我真对不起毛丛云、周茂成等政教处的领导们啊。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购买学校食堂的午饭，如果是住校生，还必须买早饭和晚饭。饭做的多难吃我就不必形容了，吃过食堂的应该都不用我介绍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由于封校，我们不能买外面的盒饭，必须吃学校的食堂，当然，这也是政教处的老毛、小周关心我们的体现，因为外面都用地沟油，对我们的身体有害，所以我们必须吃学校的健康的油！不过为啥健康的油做出来的菜总是很难吃呢？我觉得应该跟油没关系，跟用油的人有关系，跟雇佣用油的人有关系，跟吃油的却不能解雇用油的人的体制有关系。

同样，如果想退饭票的话，那就堪比中国加入WTO的难度了。你得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不吃学校的饭的理由，这个理由不能是“没胃口”“生病了吃不下去饭”之类的，因为校领导会如同和蔼的长者般告诉你，你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不可以不吃饭。想出理由之后还得去找班主任签字，然后再拿到政教处盖章，然后再去食堂退饭票。哦对了，这些事情需要在食堂做饭之前干完，因为食堂会按照每顿饭吃饭的人数下料，你要是来晚了就会造成浪费。每当我想到这里，总不由得相当地佩服后厨的大师傅们，做一两千人的饭，居然能把量控制的这么好，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水平的话，那我们不就早就低碳生活了吗？

一说起食堂，我就难以抑制激动和崇敬的心情，总想多说两句再表扬一下政教处、后勤的师傅们。我们当年一顿饭是5块钱，总有人说五块钱太贵了 ，吃的不值。在这里，我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说，我觉得育明一餐五块钱的伙食费真的很值！因为你吃过育明的食堂之后，无论再花多少钱吃哪儿的食堂，都会觉得很值了！

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就没有了双休日的概念，周六还需要上课，还好周日有一天时间可以休息。早晨7点10分就要上课，6点50要到学校（高三是6点半），晚上走读生是7点30放学。每当我回想起来高中时候要学习一整天，就觉得非常恐怖，脊背发凉，这也是为啥我每次梦到高中都会被吓醒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平心而论，我倒是没有觉得高中时候学习很苦，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生活单调，还没有遇到社会中的许多杂事，也没有社会上的许多诱惑，能够踏实下来好好地学习吧。自从离开了高中，我再也没有那么心静地学习过了。纷乱的事情太多，有时候倒也很想再回到教室里静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书，只怕是再难找到平静的书桌了吧。

在2000年的9月，我怀着一种极端复杂的心情迈进大连育明高中的校门。在入学之前，我曾经听我的一个远房哥哥说“高中时代是最值得怀念的”。但在我迈进校门之前，更多的感觉还是紧张和自卑，因为我知道这里要求很严，而且周围都是大连市的尖子生。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三年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迹，这三年又给我带来了多少的爱与恨、乐与愁。

初来学校，整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里犯了错误。与我的初中相比，这里的纪律要严格得多，并且校领导一直对此津津乐道，若干年后，我每当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这是个磨灭孩子活力的地方，然而面对这样的罪行，校领导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然，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考试成绩要比兄弟学校强出不少，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这样的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恐怕校领导也是只此一条路可走吧。

说到育明高中，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其纪律的严格，或者说是严酷。我没有在育明住过校，所以不太有发言权，只是我早晨来上学，经常能发现班主任在训“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们大多是熄灯后在宿舍内讲话，或者是床铺叠的不够整齐而挨骂。育明高中一向是军事化管理而著称，里面的床铺叠的丝毫不比部队里面的差，不相信的可以去参观。

而作为军事化管理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统一着装。我们学校有两套校服，一套是运动服，一套是西服。我们那届的运动服是纯白色的，非常容易脏，尤其是袖口，由于每天都要穿，所以你总能在校园内看到一帮穿着白色校服，灰色袖口，前襟上还有油点的学生们，那就是我们。说到这身校服，几乎没有学生和学生家长不骂的。当然，学生骂的是太难看，学生家长骂的是太难洗。我记得每逢周末，我妈和我姥姥都要为给我洗这件衣服发愁，差不多得搓二十多分钟，才能把袖口搓成白色。而这身校服的缔造者，则不得不提我中学阶段遇到的一位著名学生家长。

在我写的初中时候，我说到过，有一些学生家长为了学生的成绩“操碎了心”，恨不得用专业统计软件来处理其每次考试的成绩和名词，并计算均值和方差，再用折线图、柱状图、饼状图等一切手段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计算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成绩、排名情况，同样制作各种图表加以对比。而这其中登峰造极的一人，便是ZZ同学的父亲。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ZZ同学父亲被绝大多数同学和其家长所不齿，但ZZ同学还是很好的，成绩很好，为人也很谦虚，人际关系处得也相当好，所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以ZZ来代替。

但ZZ的父亲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张扬，无论到哪儿都要讲上几句话，但围绕的重心总是他儿子所在的班级、学校。我们一上高中，他就是学生家长的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并发言。他很快就和校领导打成一片，无论校领导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弄得其他人都以为他也是校领导之一。在高一一入学的运动会上，他跟政教处主任毛从云（下文简称老毛）说，如果让所有学生都穿上白色的衣服，那一定很精神。于是这二位一拍即合，我们的白色校服就诞生了，也造就了一批周末洗衣服的家长们。当然，尽管我对白色校服颇有怨言，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学生穿校服是天经地义的，直到研究生时候看了电影《浪潮》，才忽然意识到，原来穿校服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很多时候，他都是为了满足领导的观赏性，却没有任何实用性，而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种为了领导而活着的环境里，默默地被洗脑。

另外一个严格要求的就是发型。其实我的印象里，发型是在高二才开始被严格限制的，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要求，看来政策都是逐步收紧的，大到国家，小到学校，皆同一理啊。男生必须剪成寸头，女生必须留短发，且不能盖住耳朵——后来这项政策放宽了点，可以系马尾辫，但必须系起来。每到自习课，政教处的周茂成（下文简称小周）就各个班级巡视，看看大家的发型是否合格，不合格的就扣分。那个时候，每次小周到我们班检查发型，我都非常紧张，生怕被抓到，当然，我也没少被抓到然后挨批。至于为什么要限制发型，学校的说法是，如果不强制弄成这样的发型，那么你们每天一定会花时间去梳头，这就会耽误学习的时间；女生的头发不能盖住耳朵，是因为你低头写作业的时候，如果盖住耳朵，那么头发必然挡到眼睛，你需要花时间去弄头发，势必影响学习。至今我都对这个要求和解释非常无语，以至于我至今都想冲回学校找几个人把小周揍一顿，对付这种流氓政策就得用流氓的办法！

纪律要求的很严，还包括很多地方，比如在走廊绝对不让讲话，下课的时候教室内也不让大声喧哗，教室内大家不许乱串，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位置上，如果要讲话必须小声地讲。我那时候下课总是串到别的地方和同学讲笑话，后来被批，我就站到走廊上，趴在窗台，又被批，说站在那儿不好看，我就一下课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又被批……

记得高一时候，有次我初中同学来高中来找我们，人家在他们的学校自在惯了，在走廊讲话肆无忌惮，碰到小周也毫不在乎，结果小周给我扣了分，至今我都完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那个时候也是胆子小，如果是现在我肯定质问他了。

我们大连育明高中经常被大家称作“大狱”，我想这绝不是浪得虚名。

我其实不知道这篇文章该如何下笔，因为回想起有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都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我甚至想过干脆这部分就不写了吧，因为没有回忆，也就没有伤痛，但我还是不愿意就此略过，因为那段日子其实影响的是我这一生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些事情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也根本想象不到为何这些事情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这些本不是什么大事的事情，却发生在错误的时候，想起来唯有一声叹息吧。

应该说，周杰是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我个人却不认为她是个很好的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她是那种需要强烈认同感的人，严重点说，就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班级里出现和她不相同的价值观，如果有，那么就会纠集全班同学共同攻击之。我记得我们初中三年，没有“检查”，只有“说明书”。在很多学校，学生犯了错误都必须写检查，但在我们班，只有“说明书”，美其名曰“说明一下你的观点，不一定要承认错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错误，可以讲出你的观点”。然而，当我们班真的有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自己的“说明书”，并且没有承认错误的时候，她又会变的愤怒，然后让全班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是否真的没有犯错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就是我前几篇文章中提到的姜欣。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总觉得搞得这一套东西和“文革”、“大鸣大放”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年幼，什么话都敢讲，所以经常会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我发誓，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很温和的，而且绝对不是对着人去的，而是就事论事。就这样，周杰总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特别狂妄”，也许我那个时候的确是挺狂妄的吧，但至今我都觉得一个小孩子，不要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学的唯唯诺诺，太早懂得人情世故并不是一件好事，太早就明白社会上斗争的惨烈，明白该如何说话保护好自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的确，他们都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知道该如何说话、做事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一个小孩子也要学着那样地去生活。毕竟，出错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社会和那个时代。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周杰有次生病在家休息，时间比较长，估计能有一两个月吧。据说我们班同学都到她家里去看她了，只有我和姜欣没有去。等到她回来上班之后，在某次家长会上就点名说我和姜欣没有在她生病的时候去她家看过她。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至今都觉得非常气愤。诚然，作为你的学生，我是应该去探望病中的你的，但话又说回来，看你是人情，不看你是本分，不看你并不是什么错误，而你在家长会上让我的家长下不来台，这又怎么能是“人民教师”的做法？

初一入团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当时周杰让每个被发展的同学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的不足，大家都纷纷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缺点，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缺点”。这下就被她抓住了把柄，说“其实发不发展你，我考虑了很久”之类的话，弄得好像我就得多感谢她似的。如果是今天的我，肯定告诉她“老子才不屑于入什么团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能当上人民教师了？更为可恶的是，在此后到初三的两年多时间里，她总是不断地说出当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缺点这件事儿，而且还能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坐在什么位置上讲的这话。我记得有一次，她一共指出了我几次特别狂妄的行为，而且清楚地点出了我当时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奇怪的是，那些话我当时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了，而且更记不得我坐在哪儿，而周杰居然能记得这么清楚，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囧！

还能想起来一件至今都觉得毫无逻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放学，她嘱咐我们回去别忘了做地理作业，说第二天就不检查了，希望我们自觉完成。而第二天下午她一检查，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做，于是她就生气了，让每个人都写一篇“说明书”，说明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然后，她来批改这些人的作文，并把作文分成两类，一类是痛心疾首地承认错误的，另一类是对老师的做法有些非议的。我的“说明书”大概是这么写的：

昨天，老师让我们回去写作业，说今天不检查了，结果就很多人没写。因为老师说过不检查了而还要检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作业是给我们自己做的，老师不检查难道我们就应该不做作业了吗？

我至今对这篇说明书的大意仍然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里面我错误地提到了“老师说了不检查，而今天又检查了”这句话，而不幸被划到另一类里面，接受放学后的统一批斗。她给我的说法是：“我昨天是那么说的吗？我昨天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了，我就不检查了。”这句话的逻辑错误我想小学生都能整明白，而当时在那种饿着肚子被批评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出其逻辑错误。至今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套在文革中对付所谓“阶级敌人”的策略，能够大言不惭地用到初中生身上，这是不是一种可悲呢？的确，这些做法能够让我们尽快地学会人情世故，学会在社会上不要说错话，保护好自己，可是这些做法真的有必要这么早就学会吗？

上面的这事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印象中她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有人与她的意见相悖，她总是让全班同学一起来写“说明书”——美其名曰锻炼写作能力——共同讨论一下这个同学的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初中三年，我总能记得周杰在批评我“狂妄”和不会“为人处世”。拜她所赐，至今我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做法和说的话是不对的，是会伤到别人的，无论和谁在一起，总觉得我没法正常地与他打交道，这总是让我非常难过。同时，由于她不停地说我“狂妄”，至今我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总是特别“谦虚”，有时甚至是有点虚伪。但我明知如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如果我稍微不谦虚一点，就会被大声地呵斥为“狂妄”，然后会有一帮人一起来评价我的狂妄，然后来攻击我，让我无法反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勇气回头》，让我颇有同感，老师们仿佛都学会了文革里面的那套东西，如何团结一批人打击异己。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的人民教师自己就根本做不到民主，他们是最难以听进别人声音的一批人，这批人教出来的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听得进别人的声音。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往往是培养应试教育人才的人，而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是怎样教学生做人的，所以，他们怎么教学生做人，他们怎么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怎样聆听学生的意见，完全成为了老师的自觉行为。我们总是希望上级能听得进去下级的话，但是有人注意过老师往往是最最独裁的一批人吗？他们总是对着学生吼，完全不听学生的意见，以至于在社会上，他们在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往往特别难以接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而在我看来，传道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去讲授做人的道理，自己怎么做人往往更为重要。

最后，用一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初中时代的回忆，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认识我的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做的很不好，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谢谢。

一味客气，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通常给别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请珍惜他们，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受过很严重的挫折。

有一次我跟《蟻族》的作者廉思聊天，他從幼稚園到博士後，受的都是國內最好的教育，現在北京著名大學裡任教。我問他：“我這種從小喜歡破壞規則的學生，不服從制式教育，變成現在這個叛逆樣子還好理解。你是這種制度的受益者，爲什麽還會覺得它不好呢？”廉思回答：“因為我是倖存者。”

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上的是什么样的高中，是什么样的大学，你可能觉得我只是个无法适应现行教育体制的“失败者”，但如果你知道我也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就会质疑为什么我仍然总要攻击这个教育体制。事实上，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些人也曾经对这个教育制度颇有怨言，但是一旦在自己成为这个制度下的winner的时候，就再也不攻击它了。所以在网上，你总能看到一帮考不上大学的和一帮上了三流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人在抨击教育体制，而一流大学的学生却往往很少发出同样的声音。说到底，正如廉思所说，不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成功了几个人，就可以赞颂这个体制，成功的那几个，其实只是幸存者。

当然，指出问题是认识世界，而解决问题则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当然要比认识世界困难的多，但如果没有认识世界的过程，谈何改造世界呢？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你觉得体制不好，那你弄出个新的来啊”。不是所有人都能改造世界，但不妨碍我们用各自的视角更好地去认识世界。

回到我的初中时代。初中三年，但我似乎只过了两年，很多初一的事情都记不清了，似乎我的一切记忆都是从初二开始的。也许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时间的意义，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了。我记得从小学一直到初一，我妈一直都热衷于给我买各种练习册——那个时候似乎许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仿佛不做练习册就会学不会那些知识，不做练习册就赶不上别的同学。当然，对于这些练习册，我基本都没做过，因为我实在不喜欢那些大段的空白，后面也没有答案，写完了也不知道正误。而到了初二，我似乎开始自己买练习册，那个时候觉得学习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我很庆幸，这么多年在教育制度的摧残下，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我身边的很多人则是在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或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再也不看书了，其实也不能怪他们，把知识讲的那么无聊，能让人提起兴趣才怪呢。

真正自在的是初三的时候，准确的说是初三的后期。学校已经基本不怎么管我们了，有时候上课时间跑出去踢踢球，老师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课时间在走廊上闲逛，教室里乱串座位，窃窃私语甚至大声喧哗也都不算什么，反正老师也只关心每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和排名，当然，家长更关心。所以我总觉得初中时候过得轻松舒服，其实更多地是回忆起了初三后期那段自由的日子，没有人管。

我所在的大连，教育还算不错。一到中考前，各个重点高中的校领导纷纷去些不错的初中挖人，希望能把尖子生都挖到自己的学校去，因为这些人往往高考成绩也相对不错，考上重点大学的几率也大，对于学校来说，升学率和名牌大学的升学率则是重要的宣传指标，所以一到中考前，这些校领导往往不辞辛劳地各处挖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英语晚课，学校书记突然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说让我去校长室一趟。当时我就吓得呆住了，拼命回想自己做过什么坏事现在东窗事发了。结果到了校长室才发现，其实是辽宁师范大学附中的校长来了，逐个地找我们学校的一些尖子生谈一谈，希望我们能报考他们学校，最后还送了我一个辽师附中自己的台历。我很开心，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小恩小惠，哈。

当然，对于报考哪所高中这样的事情，最上心和最着急的不是校长和老师，而是学生家长。我们大连那时候两所重点高中是最好的，一所是育明高中（那时候还没改名，仍然叫大连高中），另一所是大连第二十四中学。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一些家长就开始频繁地踏入这两所学校的大门，打听高中的情况，然后决定自己的孩子该上哪所高中。但这还不算完，也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家长中慢慢分成了两派，而且两派各自有“领袖”，一派拼命劝说学生去报二十四中，另一派拼命劝说学生去报育明高中。而且这些家长经常游弋在我们初中周围，总是“一不小心”就碰上我，然后跟我说一大堆xxxx中学的好处，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报那所学校，我每次都以“还没考虑好”的理由搪塞掉。甚至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有一次在路上一个劲地跟我说二十四中好，让我去二十四中。那个时候我已经基本决定报育明高中了，便说我想去育明了，然后他就大声地斥责我的选择不对，让我不要再犹豫了，就去二十四中吧，最后还说“好了就这么决定了”，弄得我以为他是我亲爸……

当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这帮打了鸡血的家长这么做的目的是啥，直到今天我仍然想不明白。你去调查学校的优劣无可厚非，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很有必要，但是干嘛要干涉别人的选择啊？初三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拿了各个高中的回扣，现在想起来，他们只是太以天下为己任了。当然，他们的口才和煽动性都相当强，如果现在退休了的话，我建议他们考虑一下去做安利事业，以焕发自己的第二次青春。

后来以至于我妈都动摇了，想劝说我也去二十四中。而我这个人一向很固执，我坚持要去上育明，于是就有了在育明的三年，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填报志愿是在中考之前，在填写的时候，为防止万一，我还工工整整地在普通高中、职高、技校上面填好了要报的学校，被我们校长一顿臭骂，他说：“你即使考试发挥失常，能差到连重点高中的扩招线都上不去吗？”让我把除重点高中以外的志愿都擦掉，以免录取的时候系统出错，明明在重点高中的分数线之上，还给弄得普通高中去。据说以前出过类似的事情，结果学生连哭都没地方哭。最后校长还跟我说，如果我真的没考上重点高中，那就出国去念，在国内念普通高中或者职高技校什么的，其实就是浪费生命。

幸运的是，最后我还是顺利地考上了育明，而且分数还很高。在考场上还是有些不顺利的，数学考试的最后两道大题，我想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紧张的不行，不过在离考试结束还有十来分钟的时候，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灵感，竟一下子全都想通了，并以最快地速度书写到卷面上。一直以来我都觉得那次是有神救了我。在考完试等成绩的时候，一开始总觉得考的很糟糕，怎么算都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了。记得成绩是中午十二点公布，可以打电话查询。整个上午我都像丢了魂儿似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玩游戏也玩不进去。到了中午还是我妈打电话回来告诉我成绩，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每次想起当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等成绩的时候，都觉得手脚冰凉，相当的煎熬啊。

初中三年很短，但在我的记忆中却很长，感觉在这三年里自己成长了许多。小学时候的自己是个连性别意识都没有的小孩子，到了初中，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开始狂妄，开始叛逆，也开始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或许是些颇为幼稚的想法，但却是实实在在从我自己的脑子里冒出来的，我一直以为，这就叫成长。

初一的时候印象似乎不那么深刻了，只记得班里风传我和某女生的“绯闻”，那个时候的小孩子总爱传这些事情，其实那时候俺们什么关系都没有。我记得我初一时候还是挺怕这些传闻的，总觉得是一件挺难为情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自己太纯洁了，远不像现在的小孩儿这么开放。

初一时候还在外面的一个奥数辅导班上课，那个辅导班的老师叫姜丽华，她是个很负责的老师，我记得她一个月只收每个学生20块钱的学费，学费全都用来交教室的租金，而自己还要经常垫钱给学生买一些奖励的文具。她是真的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点东西，也是真心把这些孩子们都当成她自己的儿子、女儿一样。我记得她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仅讲数学，还经常弄些字谜给我们猜，还讲了好多语文、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她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在教过我的所有老师中，她是我最最敬佩的一位，没有之一。不过我好像在这个班上了一年左右就不念了，具体原因忘记了-_-b

初二时候是我最狂妄、最叛逆的时候，其实我倒是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有多狂妄，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比谁谁谁强，所以我只能归结于年少的时候不懂事，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地表达自己。记得初二时候，在每天回家的路上开了一家书店，书店的老板是个胖乎乎的少妇，我们经常到那家书店去逛，很多时候只是去看看，并不买书，而大家似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那里，然后在那里聊一会儿再各自回家。那段逛书店的记忆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天真的，纯洁的。在我高三保送上大学之后，又回去过一次，那个时候那家书店正在出兑，准备关门了，于是我知道，自己青春时候美好的记忆，就随着那书店的关张，永远地远去了。

初二时候，学校开始搞分层次教学，这也算是从我们开始的一个试点。我们年级一共是三个班，在上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语文、外语课的时候，分别按照年级成绩的高低分成三个班上课，成绩最好的班级讲的比较快，比较注重拔高，成绩最差的班级讲的就比较细致，比较注重基础。所以一到下课的时候，总能看到一帮人拿着书本闹哄哄地换教室上课，场面倒是很热闹。

初二时候又参加了一次信息学竞赛，到沈阳去比赛。那个时候会计算机的人就是“天才”，会“编程”的更是不可想象的强大——尽管今天计算机对很多人只是用来聊天和找ONS的工具，而编程则彻底沦为民工的工种，所以很遗憾地我也成了民工的一员。但，在初二时候，我能够靠这个竞赛，去沈阳参加复试，的确还是让很多人羡慕了一番。

初一初二时候我的数学都不错，但语文都很一般，但那个时候并不觉得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因为没有升学的压力，主要还是以玩为主。而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在初三之前都可以完全不用好好学习，该玩就好好地玩，初中的知识都非常简单，正常人的智商学初三一年都足够了。这还不是我在这儿大放狂言，而是我初中时候很多同学，都是初一初二成绩很差，天天就知道玩，到了初三突然变得勤奋起来，开始努力学习，一样轻松考上重点高中。

初中时候我们班有个拥有天才般智商的人，叫姜欣——现在好像到欧洲去了吧。他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极聪明人之一，我的本科是在清华大学念的，那里有着太多的聪明人，但和清华的那些聪明人相比，我相信姜欣的智商都丝毫不处于下风。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自己的阅读速度很快，这个速度即便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都鲜有人能超过，但初中时候我经常跟姜欣一起看同一本书，每次都能被他甩下好多页。走马观碑的本事我没见过，但他的阅读速度确实让我惊叹，直到今天。

这个人就是初一初二时候学习很烂，他小学时候很聪明，成绩也还不错，但到了初中时候忽然不爱学习了，他妈妈很着急。插一句，他妈妈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么个宝贝儿子，又是难产生下来的，可想而知该有多么疼爱他。所以在他不好好学习，天天就想着在家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他妈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把机箱电源线每天背到单位去——于是我们的姜欣同学就自己做了根电源线。后来他妈妈就把键盘背到单位去，每天上班必然带个键盘去，为的就是不让他在家玩游戏。记得有一次放学之后，我去他家跟他一起玩游戏（那时候还没背键盘，只是藏起来，但被他轻松发现了），玩到正高兴的时候他妈妈回来了，因为碍于我在场没说什么，但仍能看得出来，脸色不怎么好看。

但这个人在初三的时候突然发力，一下子成绩就冲到年级的十来名的位置上了，而且很轻松地考上重点高中，只是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了，有点遗憾。所以我一直相信他初一初二的时候就是故意不想学习，故意跟学校和家长对着干，聪明人有时候是可悲的，因为其他人完全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聪明的人存在，而且就在自己身边。

不知不觉地就上了初三，压力一下子大了起来——当然更多的时候是老师和家长，他们感觉压力大了，而不是我们。初一初二时候，我们都是四点半放学的，一到初三就变成六点放学了，而且周六也要上课了。到了初三，搬到了教学楼的最顶层。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初三压力大的时候也只有第二学期，尤其是最后一两个月，其他时候和以前都是基本一样的。初三时候各科竞赛开始有了，数理化的，都是现在学校内考一次，然后选出多少个名额再去大连市统一考一次，然后就给发个破奖状，至今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用处。

到了快中考的时候，基本就剩下各种模拟考试了，教室里面可以随便坐，教室后排就变成了必争之地，只有些比较老实的人还有大部分女生不敢随便换位置。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和班级的一些“后进生”坐在一起，聊聊天，做做卷子，过得倒也轻松自在。

这一切伤害都是由我初中的班主任周杰。还是那句话，作为她本身，甚至是当时的很多同学，其实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一种伤害，只会觉得我内心太脆弱，而且如果那时候她面对的是今天的我，也根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可惜一切不能假设。

平心而论，她是个很优秀的语文老师。我的小学没念过几年书，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好，所以在刚上初中的时候语文很吃力，写作文更是困难至极，她在当我们班主任的第一天，就要求我们每天坚持写日记，这个习惯我初中三年以来一直坚持着——可惜在高中的时候坚持不下去了，而从今年开始，我又开始坚持写日记了——我深信，我的作文水平的进步皆来自于此。还有，在写日记的这三年里，我算勉强把字练的好看得多了。我没有刻意练过字，更没有学过什么书法，现在有不少人说我的字还算漂亮，都是因为那三年间写日记练出来的。作文水平高低可能用处不大，但我至今都觉得字迹是人的脸面——虽然现在用电脑的时候居多，真正提笔写字的时候太少。所以，我非常感谢她让我的语文水平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功过需要分清。

前两天有个高中同学很含蓄地跟我说，觉得我写以前的学生时代太消极了。我承认，其实我的学生时代远没有那么灰色，所以这一篇就不写那些不开心的往事，以后再写。

我记得在我刚上初中没多久，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了，我们班主任要出差，所以我们班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由别的老师代理班主任的。这没有什么，但搞笑的是，在某天放学时候，周杰刚好出差回来，她上楼我下楼，那时候我只是看这个人好面熟，却想不起来是谁……囧。

由于我们学校是大连海事大学的附属学校，包含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所以升初中对我们来说没太多感受，同学基本也是原来的那些人，不同的是从别的学校转来了几个“尖子生”，这些人在还没入学之前就在我们之中——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家长之中引起了轰动，其中之一就是我在第一篇里面提到过的某个非常牛的女生。而在我们班，也转来一个特别牛的女生小N，长的漂亮，学习好，体育好，钢琴十级，还会下围棋，英语还棒，这么说吧，对于一个初中女生来说就已经非常完美了。遗憾的是她后来经历了太多本不是她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经历的事情，去年一度和她走的很近，能深深体会到她心中的痛苦，却帮不上她什么。唉，希望她以后能快乐地生活吧。

尽管身处这一大堆牛人之中，但刚上初中的我还是有自豪的地方的。记得初一时候某次数学考试，题目比较难，那次考完之后就没有几个人及格的，而我居然有如神助般的考了98分，我们班的第二名就只有80多分了。呵呵，可惜啊，在此之后，数学再也不曾这么牛逼过了。

我们是初一开始学习英语的，由于我小学时候就上过英语班，学过一些，所以一开始学的非常轻松，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初一初二英语都很好的我，上了初三之后英语一下子变成了老大难，一直难到了今天，而且我也一直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就是非常地不喜欢学英语。

初中时候还上过一次电视，不过当然不是依靠我自己的本事啦。我们班主任周杰一直搞语文试点嘛——天天写日记也是试点中的一项。有次电视台来采访周杰，也采访了几个学生，我于是有幸沾光，上了次电视，不过我没看到电视上的我，不敢看，嘿嘿。

初中时候，我们班是个很团结的班集体，班主任周杰也经常组织我们出去郊游。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很拽啊，别的班级都下午在学校里自习，周杰跟校长打了个招呼，就把我们带出去玩了，虽然次数不多，但也足让别的班的同学羡慕的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组织我们去滨海路（大连的一条环海山路，去大连旅游的人基本上必去景点之一），整个下午，我们班同学沿着滨海路漫步，从下午一直走到黄昏。然后，太阳快落山了，夕阳像火焰一样点燃了远处的天空。周杰带着我们坐在海边的山上，让我们看着夕阳，说，太阳落山其实很快，你们看着，它一下子就跳到了地平面以下。于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太阳落山的过程，真的是瞬间就从天空上消失了，很快，快的颠覆了我曾经的认识。至今，那一群同学坐在海边，看着老师用手指着远处的太阳，看它一下子消失，然后慢慢带走整片霞光的场景，都深深印在我脑海中，是我此生经历过的最美的景色之一。

但接下来的景色就不是那么美了，由于天黑了，也渐渐冷了下来，而我们还困在半山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出租车让我们都能打车回去，所以怎么把我们都“传送”回家就是现实中的难题了。最后还是某个同学打电话找了家长，临时联系了一辆大巴车，把我们都送了回去。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做人不能太文艺，还必须要活在现实里，哈哈。

在提到初中的时候，这些事情永远都是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其实初中三年，经历的事情很多，印象极深的也有很多，但就让上面提到的这些美妙的场景化做一把钥匙，打开我脑海中尘封了多年的记忆之锁，让十多年前的那些往事再一次重现吧。

小学，一共六年时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基本都在家里呆着来着，属于“加里墩”学校毕业的。但就在我上学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常被鄙视的，从小就没有“艺术细菌”的我，上音乐课和美术课就是最痛苦的事情了。美术课上画出来的东西总是被鄙视，因为画出来的完全都属于抽象派的，不得不经常求助于美术课代表，让他帮我画。音乐课同样是痛苦的时刻，从小就五音不全，唱出来的就是“要命”的那种调调，然后小时候又过分地“自尊”——其实就是脸皮薄嘛，所以直到今天我都非常畏惧这两门课，尤其是那个时候教我们音乐的老师，总是凶巴巴的，很可怕。

说到美术，我小时候那真是画什么不像什么。记得有一次美术课，让画个小动物，我画了个兔子吧——反正是那种抽象派的兔子——画完之后拿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我的兔子之后都笑抽了。印象中，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老师布置要求，要回家画个国徽，第二天交上来。我就发愁了，而且当时没有互联网，回到家死活也找不到国徽——各位朋友们，现在不让你上网，你能想出个家里有国徽的地方吗？那时候急的都要哭了，最后还是我妈和我小姨忙活了一个晚上，终于画出了个国徽，让我第二天交到学校去了，不过我忘了交上去做啥用了，也许根本就没收吧，呵呵。

小学时候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大家去扫墓，这些陵园不知道今天还是否健在，只怕是早就铲平盖上商品房了吧。每年去扫墓的前一天都要给每个人发一块儿小白纸，然后叠成小白花。一大早从学校出发，步行至烈士陵园。到了烈士陵园之后，首先由领导讲话，然后是学生代表讲话，无非也就是些当年革命先烈如何地抛头颅洒热血，如今我们应当如何如何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之类的套话，那些被选为代表的学生都是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他们都觉得自己异常荣耀。但对于我们这些在下面的人就很恐怖了，觉得时间非常的难熬，4月份天气还比较冷，又要站得笔直，还不让讲话，然后终于等到能上去献花了，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走上去，用一大堆纸花堆满了我完全不知道是谁躺在下面的一个石碑旁边——便是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那里躺的是谁，他干了什么样的丰功伟业，只怕那些在台上滔滔不绝地念着套话的人，他们也不曾知道吧。后来我才明白，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有的人的死可能微不足道，但却为后世留下了做这样那样的活动的机会，大到歌舞晚会，小到我们这样的扫墓活动。哦对了，不知道我们扔完纸花之后，打扫陵园的人会怎么骂我们，呵呵。

扫墓之后就是自由活动了，我们基本上每年的活动之一都是种蓖麻，每年来扫墓之前都会发一些蓖麻籽儿，然后我们种下去，不过一直不知道前一年种下去的蓖麻是死是活。

小学时候每周一早晨都有个升旗仪式，这意味着周一就需要比平常来的都早一些——由于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放在初中时候讲吧，因为初中了，毕竟年龄长了些，很多事情也能记得多一些，小学时候的很多事情则完全忘记了。

由于我小学时候在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小学，那个时候海事大学的教工都是有班车接送的——后来因为经费的原因都取消了，我们作为教工的家属，也是可以坐班车的。然而，对于我来说，坐班车一直是一件较为恐怖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班车本身，而是因为班车是为教工准备的，所以是以教工上班时间——8点——为安排来发车的。但小学的那帮打过鸡血的老师们，对于坐班车的学生总有一种仇视。小学有早自习，其他学生都是7点半就要求来早自习的，而我们这些坐班车的则往往都7点50之后才能进教室，一旦遇到刮风下雪等恶劣天气造成班车晚到，我们也会迟到，小学的那帮老师将此视作十恶不赦，往往眉毛不是眉毛，眼睛不是眼睛地狠批一顿。至今我都完全想不明白，这种因为不可抗力造成的迟到，为什么小学中学时候的老师都非要跟一帮小孩子过不去。

小学老师最有用的办法就是请家长，说实话我一直想不明白这是为啥，但这却是老师的一条必杀技，学生一旦被使用该项技能，往往马上跪地求饶，可以不怕老师，但是怕他爹的扫帚疙瘩。还好，我小时候一直比较乖，没被请过家长。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小学时候的老师，如果想对某个学生进行制裁，该生却又完全不听的时候，他/她（往往是她）还有一招杀手锏就是“你给我出去站着！你出不出去？好，你不出去是吧，那我不上课了，大家都别听了。”然后下面的同学们（尤其是某些特别好学的女同学们）往往义愤填膺地对他说“哎呀，你就出去吧，我们还要上课呢”。我虽然没有被使用这种方法制裁过，但却目睹过多次。每每想到这样的事情，就想把这种傻逼老师拉出去枪毙三分钟。这种煽动群众内讧的手段，不是文革时期干的吗？怎么光荣的人民教师也用这样的下三滥的手段，而那些那么容易被煽动的学子们，你们真的那么爱上课吗？怎么从考试成绩看不出来你爱上课啊？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大概是这么说的：

甲：作业怎么还不交？
乙：忘带了。
甲：你长脑子了么？你怎么不忘吃饭呀？你弱智吧你？

问：甲的身份是什么？

A.神经病          B.老师          C.流氓

我相信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会选B的，然而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小学，几乎所有老师都说过上面“甲”说的话。然后呢？你再要求每个小孩子都心智健康地成长，或者等到大学、工作的时候爆发出来心理问题，再去找这个学生本身的问题，不觉得有些可笑吗？为什么不首先给老师做做心理辅导，让她们不要把更年期、家庭不睦造成的心理阴影带到课堂上来？再想一想，那些师范院校毕业出来，在中小学当老师的人们，混得好的都去重点高中，差点的去普通高中，然后是重点的初中，最差最差的恐怕才去小学吧，而且还是低年级的小学。有关系的到大城市，那些二线、三线城市的小学老师，你能指望他们素质高到哪儿去？这样下去不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吗？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天天受到这样的蹂躏，不让我们觉得遗憾吗？

最后，说一件小学时候一件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年我们甘井子区要求给学生验血（或者是打什么疫苗）。第一天是给小学一年级和六年级的打针，卫生局下来的人就用一根针头给所有的孩子打针。当时六年级的有些孩子死活不同意，但一年级的孩子胆子比较小，再加上班主任的吓唬，很多孩子都上去被使用同一根针头打针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当然没有见报，而且又没有互联网，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据说卫生局的几个领导全都被撤职。但让我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当老师的，难道你们心里一丁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吗？家长把孩子交给你，是让你看管好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你非但不主动保护学生，不阻止用同一个针头的行为，反而吓唬学生，让学生乖乖地上去打针。难道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也受到这样的待遇，你又会怎么想，怎么处理呢？

小学时光离现在太遥远了，很多具体的事情完全想不起来了，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些非常傻逼的老师和非常傻逼的教育教学方法。我相信我是这个应试教育体制下为数不多的winner——虽然在整个社会里是实打实的loser——仍然对这个现行教育体制怨言颇多，对小学时候那些老师意见非常大。那么，那些其他人呢？他们对那些老师、那所学校乃至整个教育体制的评价呢？恐怕可想而知了吧……

下篇开始写我的初中，一个让我直到今天都带着严重心理阴影的三年。

继续写我的小学时代。我94年有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一台386。那个时候我还完全不懂英语，记得当时在电脑上装了两个Windows，一个英文的Windows3.1，一个中文的Windows3.2，用英文版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不认识的英语单词和句子，就跑到中文Windows下，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遍，看看中文的解释，hoho。所以至今我都对Windows3.x情有独钟啊。

我上小学的那个时候，小学奥数刚刚开始兴起，我上了一个校外的辅导班， 在校内也有老师牺牲节假日的时间，在学校内给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孩子上奥数课，虽然也收费，但都是比较便宜的，而且也是纯粹的自愿性质。我记得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李芸菁老师，她是个很严厉的老师，但对我很好，她讲奥数讲的很不错，让我从小到大对数学都比较有信心，即便是在上大学之后，数学考试的分数经常给我以沉重的打击的时候，我仍然对数学很有自信。我的学生时代里，我很尊敬李老师，也很想念她。

但我的语文则一向都是老大难问题，我妈也经常给我买语文的练习册，但是我一看到一面一面的主观题，就失去了做下去的信心和勇气。说起来，至今我都完全不能理解小学语文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看来，小学除了学会了拼音和认识了一些汉字之外，其他的那些东西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好了，到了开骂的时间了，让我想想小学语文都是怎么蹂躏我这样的低智商儿童的：

1. 给自然段标号。为了方便大家快速定位自然段，老师让我们在每个自然段之前写上序号，然后讲课的时候就说“大家看第34自然段”这样的话。课前需要预习，预习就是在自然段之前标号，谁不标还要被批评。要知道，有些正常的文章自然段数量比较合理，有些文章中，两个人的对话往往是一句一个自然段的，这个时候就要考验大家的认真程度了，动辄几十甚至上百个自然段，我真佩服这些老师想的办法……
2. 划分大段和小段。文章嘛，有总分、分总、总分总结构，还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若干个自然段合并成一个大段，这一个大段讲的是一个意思，然后在自然段里分节。分段用两条竖线||，分节用一条竖线|，所以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课本上都画满了竖线。然而，对于分段这样的事情，我总是做错，而且我至今都不能明白我们班那帮天才怎么每次都跟老师分的一样。而且我一直怀疑，让作者本人来分段，他能否跟我们老师分的一样？恐怕未必吧，至少在我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总是该分段的时候就分段了，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自然段写的是一个意思，那三个是一个意思，要分别划在两个大段里面。所以我至今都不能明白这些傻逼的分段的做法有什么实际用处。更让人崩溃的是，有些自然段是承上启下的作用的，那划分段落就产生问题了，是分给上面呢，还是分给下面呢？我们天才的语文老师解决了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大难题——分在下面，因为承上启下，主要的作用是启下，所以要跟下面划分在一起，谁要是分在上面就是绝对的错误！
3. 解词。这是让我非常崩溃的地方，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很多词该怎么解释。比如说解释“非常”，就得用“很”来解释，我靠，这是解词还是找同义词啊？那“很”是什么意思？你就得用“非常”来解释了吧。这些词语的意思连他妈的三岁小孩儿都知道，你让我小学生去解释，只能让我非常怀疑该老师的智商是否超过90。还有更加崩溃的，而且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就是“竟然”和“居然”这两个词的区别。我觉得作为一个会正常说汉语的中国人，都会认为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可我们天才的小学语文老师居然告诉我们这两个词意思不同。其中“竟然”表示出乎意料之外，而“居然”虽然也表示出乎意料之外，但却有贬义的意思，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必须用“你居然做了这种事情”而不能用“你竟然做了这种事情”。向我们伟大的为中国文学界做出巨大贡献的语文老师——刘杰、刘震致敬！
4. 找出文章的中心思想。这点我相信经受过小学语文折磨的人都应该感同身受吧。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好像归纳文章的意思一共有两个词，一个是中心思想，另一个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文章大意主要内容吧。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后者讲的是文章讲了件什么事情，前者讲的是文章想表达一个怎样的思想——已经绕晕了吧。还有呢，不仅文章有中心思想，一大段，甚至一个小节都有其中心思想，我至今都觉得非常的不可理解，如果一段想表达的思想与文章的中心思想不符合的话，那写这段干嘛？这不是写文章的大忌吗？为了帮助我们完成文学界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天才的小学语文老师刘杰，运用科学发展观，总结出了“读议五法”，其大致方法大概是（我记不全了，但大致意思不错）：第一，找出这段话里一个关键的词；第二，解释这个词的含义；第三，解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中代表什么意思——注意，这里的解释和这个词的本意是不一样的；第四，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五，你就能归纳出整段话的意思来啦！怎么样，神奇吧。反正在我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仍然不能掌握“读议五法”的精髓，而我的天才的同学们，居然一下子都能领悟到而且能运用自如，让我自愧不如。我至今都不知道一个词的含义和一个词在这个句子中的含义有什么不同，而且我为什么知道这个词在句子中的含义，我就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进而得出整段话想说明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不是以偏概全吗？所以我直到今天，都非常敬佩发明此种方法的老师，和运用该方法得心应手的同学们，发自肺腑的！

小学六年，还有很多要写的，但是每当我想起小学时代，总对小学语文的教育颇有怨言，而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也都对此持相同意见，但仍然是文章开头所说，造成这个问题的，不是某一个或几个老师。尽管对我来说，一些傻逼的方式方法是由某一个老师教给我的，但我更愿意相信， 他们也是这个现行教育体制下的牺牲品，教书只是他们的工作，只是他们混饭吃的工具，谁都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至少在吃饱饭、买得起车、买得起房子之前没那么高的理想。所以，我在质疑小学语文老师的那些方式方法的时候，更想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先竖起中指。

接着写我的学生生涯，就按照时间的顺序把，从小学开始写。幼儿园就算了，一来那也不叫寒窗，二来也实在是太遥远了，我唯一的印象就是班里一直有一个很pp的小姑娘，班里老师让她当班长管着大家，管大家的时候她挺厉害的，一看就是将来当领导的材料，哦不，准确地说是当中小学老师的材料，不知道今天这个人在干啥。

小的时候我身体不太好，所以小学其实我并没怎么念，大多数时候都在家里歇着了，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我对学校和老师一直都心存畏惧，当然对老师的畏惧更多的是来自初中的那些岁月，这个以后会写到。按照我爸妈说的，六年的小学我在学校估计只呆了两年，这虽然有点夸张，但至少有三年左右的时间我是在家里渡过的，有些时候更是一个学期都没上过学，这也让我充分地认识到小学学到那点东西真的是没啥用处，不用上学一样学的会。

我的小学是在大连海事大学附属学校念的，这个学校分初中部和小学部，都在一个楼里上课。楼很老，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换成新教学楼了。印象中教室的门特别像船舱门，挺难锁上的。操场是一片黄土，一刮风便黄沙漫天，整个操场就仿佛戈壁一般。当然，现在也换成塑胶的跑道和足球场了。原来放体育设施的那个小房子也消失不见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照片记录了当年的校园和操场，如果没有的话，那只有让那种景象印在我的记忆的深处了。

由于是海事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很多学生的家长都是海事大学的老师，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而且学校位于大学校园内，学生的素质也普遍高一些，打架斗殴的情况还比较少，只是我今天想来不能不算一个遗憾。小学主要分成两个阶段，一到三年级算是低年级，四到六年级算是高年级，在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时候，会把整个教师班子都换了。在低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记得在刚升入四年级的时候，一下子语文、数学是不同的老师，还颇有点不适应。

不过刚上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当时学校语文老师不够，就让我们班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代教我们语文——没办法，小学的语文就那么点玩意儿，找个智商正常的人来教应该都差不多。但我整个小学阶段的语文都非常差，不知道是我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是对划分自然段和总结中心思想非常的无语。嗯，先不评价小学的教育了，在下一篇再说吧，这篇只流水帐地记一下我的小学阶段吧。

整个小学时候我都是非常非常的乖的，老师甚至形容我就像小绵羊一样，回想起来我也觉得那时候的自己特别内向，跟害羞的小女生一样，只是完全想不到自己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跟过去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啊。

在我们之前几届，都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学英语了，可是到了我们这届，整个小学阶段都没有学过英语，都是从初一才开始学英语的，记得当时也有些学生家长去提意见，不过提了自然也是白提。但我学英语其实挺早的，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上英语辅导班了，整个小学阶段一直都在学，只是那时候还是太小，没有好好珍惜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从上初中开始，英语就是我的老大难问题，一直到研究生毕业都不例外，研三的时候写篇英文论文，被老板批得一塌糊涂的，说语法错误太多太多了。

但是小学阶段也有点略感自豪的事情，那个时候小学奥数刚刚开始热起来，我在外面上一个奥数班，在我们学校里也有老师给大家在周末辅导奥数，虽然现在社会上对奥数颇有微词，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作用的，只是把这个东西看得过于功利就不好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还不算笨，也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数学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记得大连理工大学附小也办了个奥数班，从大连市招人，我还去那儿考试了，但是考上了也没去过，因为还在别的地方上奥数班。不过听同学说，在那个班上有个很猛的女生，只要老师把题目写出来她就已经做完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其他人还没有读明白题目是什么意思的。该女生后来初中和高中都是我的同学，高考是我们学校第一，高中阶段又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SK状元榜年度冠军，大学在北大元培班读的，还出过几本书，每次想到这些都让我感叹，我居然也曾经和这样的牛人一起学习过，而且这样的牛人也曾经向我请教过问题，啊哈哈哈。高中毕业之后就很少见她了，就07年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一面，据说此人已经和其男朋友在美国团聚了。跑题了，没办法，我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牛人，而这些牛人在我和他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并不觉得特别突出，也许是因为周围的牛人太多了吧，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屡受牛人的打击，我的心理素质一定很强啊，呵呵。

今天就写到这儿，下一篇接着写我的小学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