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总是在关注我follow了谁，而谁没有follow我，所以就有了如下的这个脚本。饭否在“关注我的人”的列表里可以显示出哪些人是我关注的，哪些人是我没关注的，而在“我关注的人”中却不能看到这些人是否follow我了，应用这个脚本之后，可以显示出谁关注了我，谁没有关注我，如下图所示：

脚本使用环境为Firefox+Greasemonkey。

脚本下载：fanfou_advanced_friends_.user.js

饭否一直不能在别人的页面上显示对方是否关注自己，这点一直让我觉得很不方便，所以就写了这个脚本。这个脚本最早是2008年6月写的，虽然有点小问题，但自己一直在用，再后来就是饭否失踪，在饭否回来之后页面有点变化，所以以前的脚本就不能用了，修改了一下，现在应该是好用多了。

饭否本身提供了显示这个人是否是自己好友的提示功能，如下图所示：

使用脚本之后，不仅可以显示对方是否是我关注的人，还可以显示对方是否关注了我，如下图所示：

该脚本需要Firefox+Greasemonkey的支持，不知道这两者是何物的可以自行Google，Google之后还不明白的，可以跳过此文了。第一次使用会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是因为饭否的API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的认证，密码安全请放心（不放心的可以看源代码），如果需要修改，可以在“用户脚本命令”菜单中选择“设置饭否验证信息”。如果没有正确地显示出“也在关注我”的信息，应该是用户名和密码不符，没有通过饭否API的验证。2011年3月16日更新：现在采用了别的API，已经不需要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了。

脚本下载：fanfou_follower_status.user.js

写完了初中三年，该写写我的高中时代了。其实高中时代我之前写过好几篇文章呢（可以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和这里，哈哈），那些都是我四年前写的文章了，今天再翻出来看看，觉得也算挺详细的，我高中时代基本都记录在那几篇文章中了，让我今天再写，恐怕也只能写那么多。推荐一篇我高中同学写的博文《回忆我的高中》，她的文章写的很好，也写的很详细，那里面说的就是我的高中，我觉得写的很准确。

在2000年的9月，我怀着一种极端复杂的心情迈进大连育明高中的校门。在入学之前，我曾经听我的一个远房哥哥说“高中时代是最值得怀念的”。但在我迈进校门之前，更多的感觉还是紧张和自卑，因为我知道这里要求很严，而且周围都是大连市的尖子生。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三年会在我的生命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迹，这三年又给我带来了多少的爱与恨、乐与愁。

初来学校，整个人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里犯了错误。与我的初中相比，这里的纪律要严格得多，并且校领导一直对此津津乐道，若干年后，我每当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这是个磨灭孩子活力的地方，然而面对这样的罪行，校领导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然，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考试成绩要比兄弟学校强出不少，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这样的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恐怕校领导也是只此一条路可走吧。

说到育明高中，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其纪律的严格，或者说是严酷。我没有在育明住过校，所以不太有发言权，只是我早晨来上学，经常能发现班主任在训“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们大多是熄灯后在宿舍内讲话，或者是床铺叠的不够整齐而挨骂。育明高中一向是军事化管理而著称，里面的床铺叠的丝毫不比部队里面的差，不相信的可以去参观。

而作为军事化管理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就是统一着装。我们学校有两套校服，一套是运动服，一套是西服。我们那届的运动服是纯白色的，非常容易脏，尤其是袖口，由于每天都要穿，所以你总能在校园内看到一帮穿着白色校服，灰色袖口，前襟上还有油点的学生们，那就是我们。说到这身校服，几乎没有学生和学生家长不骂的。当然，学生骂的是太难看，学生家长骂的是太难洗。我记得每逢周末，我妈和我姥姥都要为给我洗这件衣服发愁，差不多得搓二十多分钟，才能把袖口搓成白色。而这身校服的缔造者，则不得不提我中学阶段遇到的一位著名学生家长。

在我写的初中时候，我说到过，有一些学生家长为了学生的成绩“操碎了心”，恨不得用专业统计软件来处理其每次考试的成绩和名词，并计算均值和方差，再用折线图、柱状图、饼状图等一切手段表现出来，同时还要计算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成绩、排名情况，同样制作各种图表加以对比。而这其中登峰造极的一人，便是ZZ同学的父亲。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ZZ同学父亲被绝大多数同学和其家长所不齿，但ZZ同学还是很好的，成绩很好，为人也很谦虚，人际关系处得也相当好，所以把他的名字隐去，以ZZ来代替。

但ZZ的父亲则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张扬，无论到哪儿都要讲上几句话，但围绕的重心总是他儿子所在的班级、学校。我们一上高中，他就是学生家长的代表，在主席台上就坐并发言。他很快就和校领导打成一片，无论校领导去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弄得其他人都以为他也是校领导之一。在高一一入学的运动会上，他跟政教处主任毛从云（下文简称老毛）说，如果让所有学生都穿上白色的衣服，那一定很精神。于是这二位一拍即合，我们的白色校服就诞生了，也造就了一批周末洗衣服的家长们。当然，尽管我对白色校服颇有怨言，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学生穿校服是天经地义的，直到研究生时候看了电影《浪潮》，才忽然意识到，原来穿校服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很多时候，他都是为了满足领导的观赏性，却没有任何实用性，而我们从小就生长在这种为了领导而活着的环境里，默默地被洗脑。

另外一个严格要求的就是发型。其实我的印象里，发型是在高二才开始被严格限制的，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要求，看来政策都是逐步收紧的，大到国家，小到学校，皆同一理啊。男生必须剪成寸头，女生必须留短发，且不能盖住耳朵——后来这项政策放宽了点，可以系马尾辫，但必须系起来。每到自习课，政教处的周茂成（下文简称小周）就各个班级巡视，看看大家的发型是否合格，不合格的就扣分。那个时候，每次小周到我们班检查发型，我都非常紧张，生怕被抓到，当然，我也没少被抓到然后挨批。至于为什么要限制发型，学校的说法是，如果不强制弄成这样的发型，那么你们每天一定会花时间去梳头，这就会耽误学习的时间；女生的头发不能盖住耳朵，是因为你低头写作业的时候，如果盖住耳朵，那么头发必然挡到眼睛，你需要花时间去弄头发，势必影响学习。至今我都对这个要求和解释非常无语，以至于我至今都想冲回学校找几个人把小周揍一顿，对付这种流氓政策就得用流氓的办法！

纪律要求的很严，还包括很多地方，比如在走廊绝对不让讲话，下课的时候教室内也不让大声喧哗，教室内大家不许乱串，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位置上，如果要讲话必须小声地讲。我那时候下课总是串到别的地方和同学讲笑话，后来被批，我就站到走廊上，趴在窗台，又被批，说站在那儿不好看，我就一下课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这头走到那头，又被批……

记得高一时候，有次我初中同学来高中来找我们，人家在他们的学校自在惯了，在走廊讲话肆无忌惮，碰到小周也毫不在乎，结果小周给我扣了分，至今我都完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那个时候也是胆子小，如果是现在我肯定质问他了。

我们大连育明高中经常被大家称作“大狱”，我想这绝不是浪得虚名。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优秀生的文章，文章最后写的是转载自人人网，但是人人网这样的地方，是没有人尊重作者的版权，不会标明转载自哪里的，所以对我来说，原作者已不可考，仅在这里表达一下对原作者的赞同。

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我都是那种有着耀眼光环的“优等生”，在成长的路上，几乎无时不刻不被当作各种学生的榜样，被家长用来教育各自的子女。也的确，我成长的也顺风顺水，小学、初中一直学习优异，中考以高分考上我们那儿的省重点高中，然后又考上清华，保研，在中科院读研，然后毕业之后留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在知名大企业工作，这几乎就是完美的教育子女好好学习的模板吧。只是，唯一有一点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博士，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我的“光辉形象”，这样的模板自然成了我父母教育成功的标志，仿佛养成游戏打出了完美结局一般。

只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似乎总是被限制在一条已经被设定好的道路上，就像十多年前的有些国产RPG一样，只有一条主线剧情，没有任何支线情节。我从小放学就回家，不出去疯跑，不乱花零钱，不跟同学打架，回家里先做完作业再玩，不看电视，参加所有的学科竞赛，并且几乎都能轻易地拿到各种奖状，然后这些奖状被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像巨大的发动机一般推动着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记得我初中时候参加物理竞赛，先要在学校内选拔，结果我没被选上，仿佛是一下子偏离了预定轨道一般，被我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还好，在之后的化学竞赛中，拿到了省一等奖——其实就是大连市的前多少名而已——这才总算是又回到了正轨。

上了大学，辅导员、班主任教育我们的话都是“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这样才可以保研”，仿佛上大学的任务就是为了保研。并且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考研是肯定考不上的，因为人家都从大二就开始准备考研了，你们拼不过人家的”，也的确，每年清华都没有几个考研的人，但我们班还是有人考出了四百多分的高分，不知道这算不算给了那帮老师一记响亮的耳光。

再之后的路也平淡无奇，我保研到中科院，我家里所有人都劝我读博，只有我一个人负隅顽抗。因为我已经走了很长的优等生的老路，不愿意走更加优等的路了。我妈甚至还告诉我说“现在硕士很难找工作，你毕业出来如果就找到两千多块钱的工作可怎么办”，以至于我在找工作的时候，面对五六千月薪的offer都觉得相当高了。

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太乖了，以至于我现在非常叛逆。在该叛逆的时候不叛逆，在不该叛逆的时候叛逆，其实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更为可悲的是，面对巨大的教育机器和在一大堆奖状、证书、考试成绩、排名的推动下，我无奈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着。过去，我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而后来，我则无法反抗，当然，我也只能在这条路上前进了，离开这条路，我根本没有能力生存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抱着“读书无用论”。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觉得读书无用，而是觉得沿着这条努力读书的既定道路走下去非常可悲。正如我一直说的，读书的其实都是没本事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不需要读书，因为读书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话说回来，这条努力读书并且找个好工作其实是一条风险最小的路，在这条路上前进，很难让你有所作为，但也很难活不下去，所以便造就了我们这一批批的庸人。有些如我，天资驽钝，只好如此；亦有些，则是被硬生生磨平了锋芒，不得不成为这条道路上碌碌无为的一员。

接下来的道路又怎样呢，娶媳妇儿，生娃，养娃，让他好好学习，长大了考上清华北大，再读个博士，找个好工作，娶个漂亮媳妇儿，生娃，养娃，让他好好学习……

我为什么有时候特别想离开北京，尝试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其实就是想试着脱离这条禁锢了自己二十余年的道路，试着去走自己想走的路。诚然，正如养在动物园的动物没法回到深山、草原，我也没有能力离开这条道路生活，但我仍然想去看看这条轨道之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努力去走出这条既定的轨道，去做轨道外面的事情，那些曾经想做而没做的事。

初中三年，我无数次地被我的班主任周杰批评“狂妄自大”，说我不会“为人处世”，她还将我和我们班另外两人并称为我们班“三大狂人”，尽管至今我都想不出来那时候究竟做过哪些特别狂妄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几篇回忆里面写的那样，作为我个人，其实绝对没有过狂妄的想法，如果有表现出来，那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年少，不懂得如何表达，作为老师，不应当去给别人扣帽子，而应该加以引导。

我其实不知道这篇文章该如何下笔，因为回想起有些事情，和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都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我甚至想过干脆这部分就不写了吧，因为没有回忆，也就没有伤痛，但我还是不愿意就此略过，因为那段日子其实影响的是我这一生的处事原则和方式。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个外人来看，这些事情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我也根本想象不到为何这些事情会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所以，这篇文章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这些本不是什么大事的事情，却发生在错误的时候，想起来唯有一声叹息吧。

应该说，周杰是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我个人却不认为她是个很好的教人如何做人的老师。她是那种需要强烈认同感的人，严重点说，就是坚决不允许自己的班级里出现和她不相同的价值观，如果有，那么就会纠集全班同学共同攻击之。我记得我们初中三年，没有“检查”，只有“说明书”。在很多学校，学生犯了错误都必须写检查，但在我们班，只有“说明书”，美其名曰“说明一下你的观点，不一定要承认错误，如果你认为你没有错误，可以讲出你的观点”。然而，当我们班真的有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自己的“说明书”，并且没有承认错误的时候，她又会变的愤怒，然后让全班同学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是否真的没有犯错误——这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个读说明书的同学就是我前几篇文章中提到的姜欣。若干年后我回想起来，总觉得搞得这一套东西和“文革”、“大鸣大放”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年幼，什么话都敢讲，所以经常会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我发誓，我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很温和的，而且绝对不是对着人去的，而是就事论事。就这样，周杰总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特别狂妄”，也许我那个时候的确是挺狂妄的吧，但至今我都觉得一个小孩子，不要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学的唯唯诺诺，太早懂得人情世故并不是一件好事，太早就明白社会上斗争的惨烈，明白该如何说话保护好自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而不是某个人出了问题。的确，他们都是从“文革”走过来的人，知道该如何说话、做事保护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让一个小孩子也要学着那样地去生活。毕竟，出错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个社会和那个时代。

大概是初二那年吧，周杰有次生病在家休息，时间比较长，估计能有一两个月吧。据说我们班同学都到她家里去看她了，只有我和姜欣没有去。等到她回来上班之后，在某次家长会上就点名说我和姜欣没有在她生病的时候去她家看过她。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至今都觉得非常气愤。诚然，作为你的学生，我是应该去探望病中的你的，但话又说回来，看你是人情，不看你是本分，不看你并不是什么错误，而你在家长会上让我的家长下不来台，这又怎么能是“人民教师”的做法？

初一入团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第一批被发展的团员。当时周杰让每个被发展的同学都站起来说一下自己的不足，大家都纷纷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缺点，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我觉得我没什么缺点”。这下就被她抓住了把柄，说“其实发不发展你，我考虑了很久”之类的话，弄得好像我就得多感谢她似的。如果是今天的我，肯定告诉她“老子才不屑于入什么团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就能当上人民教师了？更为可恶的是，在此后到初三的两年多时间里，她总是不断地说出当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缺点这件事儿，而且还能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是坐在什么位置上讲的这话。我记得有一次，她一共指出了我几次特别狂妄的行为，而且清楚地点出了我当时坐在教室的什么位置。奇怪的是，那些话我当时自己都不记得说过了，而且更记不得我坐在哪儿，而周杰居然能记得这么清楚，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囧！

还能想起来一件至今都觉得毫无逻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放学，她嘱咐我们回去别忘了做地理作业，说第二天就不检查了，希望我们自觉完成。而第二天下午她一检查，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没有做，于是她就生气了，让每个人都写一篇“说明书”，说明一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然后，她来批改这些人的作文，并把作文分成两类，一类是痛心疾首地承认错误的，另一类是对老师的做法有些非议的。我的“说明书”大概是这么写的：

昨天，老师让我们回去写作业，说今天不检查了，结果就很多人没写。因为老师说过不检查了而还要检查，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作业是给我们自己做的，老师不检查难道我们就应该不做作业了吗？

我至今对这篇说明书的大意仍然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里面我错误地提到了“老师说了不检查，而今天又检查了”这句话，而不幸被划到另一类里面，接受放学后的统一批斗。她给我的说法是：“我昨天是那么说的吗？我昨天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了，我就不检查了。”这句话的逻辑错误我想小学生都能整明白，而当时在那种饿着肚子被批评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出其逻辑错误。至今让我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怜，这套在文革中对付所谓“阶级敌人”的策略，能够大言不惭地用到初中生身上，这是不是一种可悲呢？的确，这些做法能够让我们尽快地学会人情世故，学会在社会上不要说错话，保护好自己，可是这些做法真的有必要这么早就学会吗？

上面的这事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我印象中她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如果有人与她的意见相悖，她总是让全班同学一起来写“说明书”——美其名曰锻炼写作能力——共同讨论一下这个同学的做法到底正不正确。初中三年，我总能记得周杰在批评我“狂妄”和不会“为人处世”。拜她所赐，至今我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做法和说的话是不对的，是会伤到别人的，无论和谁在一起，总觉得我没法正常地与他打交道，这总是让我非常难过。同时，由于她不停地说我“狂妄”，至今我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总是特别“谦虚”，有时甚至是有点虚伪。但我明知如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在我内心的最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如果我稍微不谦虚一点，就会被大声地呵斥为“狂妄”，然后会有一帮人一起来评价我的狂妄，然后来攻击我，让我无法反击。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勇气回头》，让我颇有同感，老师们仿佛都学会了文革里面的那套东西，如何团结一批人打击异己。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的社会很难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我们的人民教师自己就根本做不到民主，他们是最难以听进别人声音的一批人，这批人教出来的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听得进别人的声音。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往往是培养应试教育人才的人，而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是怎样教学生做人的，所以，他们怎么教学生做人，他们怎么处理与学生的关系，怎样聆听学生的意见，完全成为了老师的自觉行为。我们总是希望上级能听得进去下级的话，但是有人注意过老师往往是最最独裁的一批人吗？他们总是对着学生吼，完全不听学生的意见，以至于在社会上，他们在被别人批评的时候往往特别难以接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传道，而在我看来，传道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去讲授做人的道理，自己怎么做人往往更为重要。

最后，用一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来结束我对初中时代的回忆，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认识我的人，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做的很不好，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谢谢。

一味客气，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人，通常给别人以不真实的感觉，请珍惜他们，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受过很严重的挫折。